电影蜜桃成熟时从国、共卫生制度之比较,看民国时中国人口的“逆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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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蜜桃成熟时【本文为作者长河红阳向察网的独家投稿】如题中的“逆世”,乃是逆乎于大乱世道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不减反增。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混乱、大战乱时期,那个乱劲儿,对中国百姓造成的苦难,史上无出其右。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知,那个民国时期,那个大乱世道中,中国人口数量却出现了“逆世”增长,原因呢何在?民国电影蜜桃成熟时政府的医卫体制:一个糊弄人的空架子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版《中国人口史》第六卷上,编著者侯杨方先生强调了这一奇迹的正面原因:“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正面因素”为“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即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但是,这个回答显然是有漏洞的:“‘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即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重点惠及的是被民国政府强力控制的少数大中城市。受惠于西医、西药的大中城市,人口极其有限,这个群体的生育率再高,也不能作为民国时期人口“逆世”增长的主力群体。而且,本卷编著者也承认,西方医疗、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医务人员在中国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人数也极少:【1929——1934年,登记在册的医师共有6761人,药师81人,助产士2217人,药剂生856人,以上均不包括中医,即全国每7.5万人中才有1个医师,而且50%以上的医生(doctor)集中于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大城市中,分布很不平衡。】所以,把民国时期人口“逆世”增长的第一原因归在西医西药以及西方公共卫生制度落户中国是很偏颇的。再者,日寇侵华,首先被难的就是这些大中城市,这里的人民在日寇攻略、占领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恐怕要压过西医、西药,以及西方公共卫生制度的恩赐——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对重庆这样的中心城市的狂轰滥炸。不过,这位侯先生接着强调:【另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中国已拥有近1000所的现代医院,遍布全国各省市及大部分县。尽管这些现代化医院与医务人员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但对于当时中国人口的健康、降低人口死亡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这“近1000所的现代医院”也都在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惠及作用有多大很成问题。作为一个“纯”农业的人口大国,中国农村人口的增长,才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只在城市里的西医西药、西式医院对农村人口的疾病诊疗和防疫有贡献吗?笔者绝不认同侯先生的观点,他的强调,与当时农村的缺医少药对照,绝对是一种“尴尬”。造成这样一种“尴尬”的原因在哪里?恐怕要在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上讲了。换句话,政府是不是真把惠及百姓(尤其是农村百姓)的治病、防疫当回事。按着纸面上的文书记录,民国政府也是把百姓看病当回事的,也有相应的制度建设,比如: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北洋时期,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1913年曾改为卫生科,1916年又恢复),并制定了《内务部卫生司暂行职掌规则》,其中卫生司第3科:【掌理关于传染病、地方病、痘疮及兽疫事项和船舶检疫事项】中规中矩。在北洋民国倒台后,1928年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设置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卫生部,隶属行政院,主管全国卫生事务。到1931年4月该部改组为卫生署,其后,其隶属关系也多次变更,或属行政院,或属内政部。无论怎样的变更隶属,这个卫生署总还一直存在,总还算是蒋记民国政府中层级不低的部门。不过有这么个中央部门还办不成事情,必须有众多的地方分支机构具体而微地行使职能,才能把政府在医卫事业上的投入惠及百姓。那么,蒋记民国有这样众多的地方医卫机构行使治病防疫的职能吗?从文书记录上看是有的:【1928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明确规定在全国设立卫生机构,主要内容包括:“(1)中央设置卫生部,直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2)各省设卫生处,隶属于民政厅,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3)各特别市设卫生局,隶属于特别市政府,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4)各市、县设卫生局,隶属于市县政府,兼受卫生部之直接指挥监督。县卫生局未成立以前,县之卫生事宜暂以县公安局兼理之,县公安局亦未成立时,得于县政府成立卫生科”历经近十年的运作,“至1937年,有浙江、陕西、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山东、甘肃等省设立了县卫生机构。”】这是电影蜜桃成熟时抗战前,民国那个“黄金十年”的档案“成就”。(注意,是在档案里记录的成就)在抗战时期,民国政府仍有动作:【1940年5月行政院批准公布《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规定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分院,乡镇设卫生所,保设卫生员,并详细规定了各级卫生组织的的职责,要求县卫生院或分院除医疗外应承担防疫任务,如推行种痘、预防注射及其它关于传染病预防事项:乡镇以下除协助种痘和预防注射外。主要做好传染病的报告工作。”】我们知道,档案记录的,乃是“大纲”之类的计划,至于说计划是不是落到实处,是不是有众多的基层卫生机构便民看病、防疫,要看地方的建设成果。对照事实,这样的“大纲”只是具文,如《安徽省各县卫生组织章程》明确说:【“院颁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在本省未能实施县级以下则无力顾及。”】而在全国首先设立省级卫生行政机构的江西省:【1941年“占全省人口85%的农村,则无卫生院。】以上是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状况。然而这个状况也包括了民国“黄金十年”地方医疗机构的建设积累。“黄金十年”的基础外加抗战时期的增量,地方基层卫生机构居然是零,空有其名。由此可知,民国由政府主导的医疗事业,只是糊弄人的空架子!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继续在医疗卫生方面有动作:【抗战后,根据1946年1月修正公布的《卫生署组织法》,卫生署开始专设防疫处,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处理、重要地方病的防治处理、重要地方病的防治指导协助、地方防疫设施的促进、陆海空检疫机构的设置指导及改进、陆海空港埠的检疫及疫情调查报告、国际检疫、生物制品的指导监督、防疫器材的统筹分发及其他防疫事项。1947年5月卫生署重新改组为卫生部,防疫处也随之改为防疫司,但基本职能未变。……另国民政府初期即拥有中央卫生防疫机构,其后又陆续设立中央医院、中央设计所、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及海关检疫处等机构,中央卫生体制逐步健全。】从以上记录看,民国政府在医卫制度设计上可算是“奋发有为”,然而,这也仅仅是在中央机关层面上叠床架屋,具体把中央机关的职能落实到地方强力执行上,那还需要众多的地方医疗机构作保证。可是,参照抗战时期的地方情形,再参照三年内战的浩大残酷,“国统区”地方医疗机构的建设,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个零。可做证据的是,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病肆虐。消灭地方病,一直到中共执政大陆之后,在1950年代大打全民防疫战方才见实效。这样的全民防疫战,恰恰是当下“武汉抗疫战争”的近祖。所以说,在“国统区”,农村人口的治病、防疫工作,实际上完全空白。所以,如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所讲的,民国人口“逆世”增长的原因——西方医疗资源进中国,在“国统区”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倒不知这套煌煌巨著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硬伤。不过,考虑到杜撰“饿死三千万”的曹树基先生也在这套书的编著者之列,那么,这套书的质量么,说句不精审不算过分。或者说,“中国人口史”这个大题目,该有后来者做更严谨的研究重新写来。深入农村基层,中共革命根据地的防疫伟业在民国时期,还有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与蒋记民国并立。红色政权扎根的革命根据地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值得一说。红色政权第一个阶段就是苏区时代。在苏区尚未成立时,各根据地以生存第一要务,差不多就是战时体制,军政一体,红军自身的一些机关就在执行政府机关的任务。当时,草创的红军本身就没有健全的医疗机关。等到根据地巩固后,红军医院纷纷建立之后,不光为红军指战员诊病、防疫,同时也肩负起根据地地方群众的治病、防疫任务。中央苏区政府成立后,开始设立政府系统的卫生防疫部门:【苏区中央政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分管卫生工作,下设卫生管理局,贺诚兼任局长,卫生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地方医院,预防瘟疫与传染病的流行,注重公共卫生、检查车船、公共食堂及公民住宅之清洁,考察并监督医师和药剂师,检查药品及药材之经营等。”】这个卫生管理局,兼有治病、防疫两大职能。有了具体职能机构,紧接着就是制定相关的医卫规章制度: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省、县、区三级也要设立卫生部,任命部长一人(后改为卫生科);城市苏维埃政府设立卫生科,设科长一人。具体的运作情况,在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可以发现:【对于疫区。由中央政府内务部负责购买一部分药品(如碘酒、沙丸、仁丹、规宁丸之类),由政府派遣卫生运动指导员携带前往疫区以进行支援;对于非疫区,则由各省苏及各县苏卫生部负责购买临时应用的中西药品,交给各指导员下乡时使用。】有疫病的地区,政府直接派卫生运动指导员携带药品深入疫区;无疫病的地区仍有指导员携带药品深入农村,使医、药能真正惠及缺医少药的农村基层。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工作实践,与民国医卫制度的流于形式,将农村摈弃于政府医卫体制之外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医卫制度的这个特点,还有更详细的材料可见:【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16次常会决定“城市苏维埃,区、县、省的卫生部(或科),目前暂不成立,在内务部之下,暂设立卫生科,但区由主席团负责。乡一级苏维埃政府,设不脱产的卫生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1933年12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要求各级苏维埃设立卫生运动委员会,以进行管理关于群众卫生运动、医院、诊断所、疗养所之指导,医生之登记与考试,药店之检查。药材合作社之组织,医生教育等工作。在这个机构中。设委员7-9人,由市或区苏维埃的代表,各街道或各村落群众中积极分子组成,平时负责管理市、区、街道、村落的通光、通气、通水、扫除灰尘垃圾、清洁沟渠便所、灭蝇、捕鼠、防疫、医药事项。】详细明白的把农村医疗卫生规划好了,而且,还动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卫生防疫中来,“公共卫生”的含义凸显。这是与民国医卫制度强调政府单打独斗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苏区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防疫工作,基本覆盖到了苏区的每一个角角落落,有效的保障了苏区人民的身体健康:【“苏区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红军部队中的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等发病率也大幅下降。疥疮基本消灭,其他各种疾病也随之减少。”闽浙赣苏区,1932年与1931年相比,“对于疾病,今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粤赣苏区西江县,“把群众的卫生工作在全县开展起来了,特别在城市、南门、黄安三区,更是焕然一新,全县严重的时疫完全被消灭了。”】可见,在中共革命根据地,虽然中西医西药匮乏,但是只要有,再有群众参与的全民防疫辅助,就能惠及最广大的百姓。在抗战时期,因为被日寇与国民党双重封锁,所以,作为抗战的绝对主力八路军的医卫条件奇差,而且,因为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寇不得不用游击战,部队作战流动性大,所以,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段,中共的医疗卫生只能照顾到部队内部,以及党政机关。紧抓各根据地地方广大群众的医疗、防疫还没成为各根据地的普遍共识,等到1943年后,这个工作成为普遍共识:【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实在1943年之前,就有不少根据地先行一步,开始大力发展带有群众性基础的医疗防疫工作了。1940年5月延安传染病流行,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于大的机关及区乡设立分会。推动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运动。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开始单独编制卫生预算,该年度预算总额为182000元,专门用来购买药物和卫生宣传(不含行政费)。为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卫生教育设计委员会改进了边区卫生报,印发军民卫生手册传染病防疫问题防疫须知和防疫传单 。举办卫生晚会、卫生宣传周、卫生展览会等】紧随延安,有些根据地也在1940年就开始了本地区的群众卫生运动:【“1940年8月6日,太岳区召开卫生防疫会议,决定团结全区医药界,组织医学改进会”,“1941年9月。太岳行署在沁源县阎家寨成立后,设立卫生局。不久,第二、三专属普遍组建医药推进会。”】稍晚的还有:【晋冀鲁豫根据地第五军分区卫生机关对地方的卫生防疫工作比较好,“到1941年5月,不仅军分区普遍地建立了卫生组织(分区设医药救国总会,县、区设医药分会,村设医疗组),而且有具体的实际工作。第三军分区也在各县组织了卫生防疫委员会。如辽县组织有中药铺,武乡组织有医药救国会等。”】从如上材料可见,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医卫工作,一如苏区时代,是深入农村的。也就是深入到中国人口繁衍增殖的主力人群中的,这对于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逆世”增长是个有力的促进!而且,从材料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在苏区时代与抗战时期的医疗、防疫中,中药的作用不可或缺。这就是中共医卫体制中与民国政府又一很大的差别:中西医并重。而民国政府的医卫系统是重西医药,贬斥压制中医药的。中西医结合,共产党居功至伟民国政府贬斥压制中医,是“由来有自”的:在1910年东北鼠疫的扑灭中,中医基本上“束手”,西医在此次抗疫中出手不凡。自后,西医在政府官僚、知识精英群体中,地位日渐隆升,中医地位一落千丈。1912年,北洋民国发动“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打击中医;1929年蒋记民国政府,发动“废止中医案”,力图剿杀中医。为了自存,整个民国期间不时有中医界名流组织声势浩大的抗议、请愿,但这些奋争与努力并没能挽回中医的没落,在“国统区”中医药被边缘化。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则是大量吸收中医,鼓励地方中医参加革命队伍或积极参与组建地方卫生医疗机构服务地方群众。这样的方针从红军时期开始,到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相沿不变。在“国统区”,中医被贬斥、排挤的原因是“缺乏群体应对瘟疫时的系统整合能力”,这是因为无知导致的偏见,也是居心不良的诋毁。但是在革命根据地,中医药在诊病、防疫中作用很大。中医配制的丸药、散药,治疗南方的多发病、流行病,如疟疾、痢疾、霍乱、中暑、腹泻、疥疮、感冒颇具疗效。在这个方面,具体的材料不少:【1928年10月,“红二团刚一成立,便在东固山坑创办了一所医院,当时有十来张病床,医护人员10余名,主要是用中草药治疗伤员”。1930年7月沔阳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一号通告》在第二十一条规定:“提倡民群卫生运动,推广卫生行政,欢迎白区医务人员到红区来发展卫生工作,解决医药困难,奖励中医,禁止巫医,以增进红军及民众之健康”。8月20日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关于水灾给各区乡苏维埃政府之通令》,通令指出:“为了战胜水灾,防止瘟疫之流行,要动员红军医院和民间医生为群众治病”1934年秋天,“通、南、巴一带痢疾流行同志们想办法,献良方,配制了一些治痢疾的土药在群众中推广;教育群众深埋粪便,避免疾病传染;组织医疗队到群众家里抢救病人。”1935年“当时红十七师卫生部长彭方复同志和十八师五十三团的卫生队长刘朋来同志,曾来大庸要该院协助赶制十几种中药丸散。根据南方的多发病,如疟疾、痢疾、霍乱、中暑、腹泻、疥疮、感冒等制成的各种丸剂和散剂,服用效果很好。”……】在抗战时期,中医药依然是革命根据地重要的医疗资源。中药在对抗疾病时的作用、效果和苏区时代一样:1942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疟疾流行时,抗日军政大学的医务人员即曾尝试使用中草药治疗,其办法是用中药常山、柴胡、砒石、黄芩、花椒等制成疟疾丸内服,供应当地疫区军民,效果不错。1945年曲阳县麻疹流行时,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组织曲阳中医救国会及医药合作社派专门人员进行诊治,不但解决了地方医药困难,同时也使中医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中共的医疗防疫工作中,既重视中医药,也重视西医西药,与国民党“国统区”全力压制打压中医药大大不同。更加不同的是,革命根据地还下大力气调和西医与中医的芥蒂与隔阂,增进团结,共同服务于根据地的医卫事业。这个工作,各根据地先后根据本地特点进行过各具特色的安排:【1940年8月6日,太岳区召开卫生防疫会议,决定“团结全区医药界,组织医学改进会,打破中医墨、守陈规不传外人和西医轻视中医的观念,实行‘西医中医化’、‘中医科学化’”。在陕甘宁边区将这一工作进一步扩大、深化并做细、做实,为了能将边区的中医组织起来,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的进步。1940年10月卫生处与边区政府民政厅联合发起召开了国医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国医研究会,到1941年9月有会员208人。设有分会11处。”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提出“要改良中医中药,使之科学化,加强中西医之间的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1941年9月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会着重讨论了“中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和共同展开医药工作等问题,决定开办国医训练班。1941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野战卫生部在其卫生工作指示中曾明确提出“团结中西医药人员。完成抗日军民的卫生防疫任务。中西医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必须反对轻视中医、鄙视中药的思想。根据地各级生人员要学习中医药知识,学会针灸疗法,也可以利用地域优势,自采自制中草药,并鼓励发展中药制造。”】当时中共强调的“中医科学化”,是指中医要吸收西医中关于防疫的有益知识,再由他们——百姓最常接触、最信任的中医大夫介绍给百姓,使之没有抵触地接受。比如:隔离、种痘、消毒等等防疫措施在根据地农村一开始就难以接受,不藉由百姓信任的中医做“二传手”,农村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对各根据地团结中西医共同服务根据地军民的工作,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5月24日曾做过总结性指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医卫工作的特点和原则,和八路军在华北、西北各根据地的医卫工作一致,材料所限,只找到这则材料:【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长齐仲桓指出:“各地卫生机关,应在驻地发动群众,组织卫生委员会,并教育指导搞好环境卫生,预防传染病。各地已有办卫生合作事业之动议,应就近予以技术上指导与援助。】原则一如红军、八路军,走群众路线,普通百姓参与到防疫工作中来。发动群众参与防疫,是中共以医卫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普及,着力劝导、引导,千方百计启发百姓的觉悟,培养百姓的防疫自觉性,防疫工作的开展,阻力就很小,甚至于无。这样的工作方法在苏区时代就开始实行,如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到长冈乡调查,在报告中提到群众的反应:【“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 !”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换气,没有病死也要吹死!”】对此,毛泽东主席的对策是【还需要做深入的宣传。】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进行过针对普通百姓的卫生防疫工作,但是,国统区的办法是用暴力的手段强制百姓接受公共卫生防疫行为。这样的暴力手段,导致百姓对疫病的恐惧,反而不如对防疫行为的恐惧。著名医生丁国瑞目睹当时的卫生防疫工作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刻揭露了防疫对人的肉体及精神皆造成严重的伤害,致使民众从“怕疫”到“怕防”:【“西医所谓百斯笃,即我中国所谓瘟疫也。因西医视为不治,即认定为必死之症。于是不论是疫非疫,有疫无疫,拘留检验,如临大敌,由此则无人不疫。无人不死矣。置二三十人于三四间冰冷之空屋内,轻病者与重病者同床,无病者与有病者同居,衣食不足,益以冷浴消毒,惊魂未定,加之以虐待恐吓,虽无疫症,亦不敢不死。揆情度理,天下有此等隔离病室乎?反不如不隔离者,尚有一线之生路也。所以人民有不怕疫而怕防,实由于死于疫者少,而死于防疫者多也”。】这样的防疫,实际上等于是制造更多的疫病,让更多的百姓无病生病!从可见的硬件——财力、物力(西医西药、西式医院)来看,“国统区”对红色根据地无疑是占有优势的,而且,“国统区”还参照西方列强建立了相对健全、完善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指导疾病预防工作。但是国民党政权主要把这些优质资源投放在主要中心城市。至于广大农村的卫生状况基本和前清一样,所以,这些医疗资源对绝大多数中国人防疫、祛病几乎毫无益处。那么,因疫病造成人口数量减损的灾难,并不比前清少。“大战之后有大疫”,更由于民国政府频频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比如用兵百万级别中原大战,人为造成的疫病更比前清猛烈,所以,在“国统区”,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对中国人口的增殖助益作用几乎为零。当然,这并非是说国统区的人口在民国时就没有丝毫增长,不是的。尽管国民党的医卫制度十分的糟糕,尽管没有西医西药、西式医院的普及,但是只要在没有大规模战乱、没有大面积爆发疫病的地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云贵川,尤其是四川),人口的自然增殖还是有的。况且,民间中医药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无论民国制度怎样打压、精英阶层在观念、舆论上怎样口诛笔伐,中医药还是不绝如缕的存在于民间,为最广大的百姓祛病、防疾做最后一面防卫盾牌。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断然的地说国统区的人口数字不见增长、甚至于大幅减损,也是不科学的,武断地。实际上,国统区的人口也还是有所增长的,但是,西医西药、西式医院的作用几乎为零。反过来讲,在医卫资源匮乏的中共革命根据地,极有限的医疗物资,因为中共医卫制度的优势——中西医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卫生防疫等等,反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治病防疫的积极作用,为革命根据地的百姓祛病、防疫做最大程度的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繁衍增殖才谈得上,中国人口的“逆世”增长才有基础可言。中国人口在民国时期的“逆世”增长,中共的医卫制度的优势贡献极大!一点点启示:现在,我们远看建国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近看2003非典,再看眼前抗疫战争,都体现着中国医卫事业中制度上的巨大优势。而这样的制度优势,认真回溯,都要从90年前的苏区时代开始。一个正确的起点,再有坚定不移的、政府主导发动的群众路线,就形成了中国医卫事业的脊梁、中轴。这个脊梁什么时候也不能弯,这根中轴什么时候也不能丢!而政府之所以能走发动群众防疫、抗疫,最坚实的依仗,就是政府掌握着革命根据地内大多数的医疗资源,有这样的依仗,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才有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把群众性的防疫工作扎扎实实的做下去,做好。当下中国的医疗现状,显然远离了当年确立、并为90年里不断成功实践证明了的,那根脊梁、中轴!离开了这根脊梁,这根中轴,中国医卫事业的制度优势何从谈起?!参考文章:王洪车《革命根据地与国统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差异性比较》【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